20世纪80年代以来，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，强调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，以减轻财政压力、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服务水平，从而推动了很多国家新一轮的财政管理改革，绩效预算由此得到复兴。与传统绩效预算相比，新绩效预算在实施基础、配套改革、绩效评价、信息应用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。

第一，更加重视立法机关的参与。

绩效预算的成功实施，不仅要靠行政部门的推行，还需要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的配合。经合组织（OECD）在各国绩效预算的实践和进程报告中指出：行政部门通常是绩效预算的发起部门，可以推动绩效预算的具体实施，但深化推进还会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。

立法机关在绩效信息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加拿大国会对于更多信息的需求，反过来促进了行政部门监督结构的改善。同样美国国会对于绩效目标设定的更多参与，促进了2010年美国“政府绩效与结果现代化法案”的出台。因此，立法机关对绩效信息需求的压力，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绩效预算的实施。

在实施新绩效预算的过程中，大多数国家日益重视加强绩效预算和绩效评价的立法工作。美国1993年通过的“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”（GPRA）是全球第一部关于政府绩效管理的法案，使得政府绩效管理首次在法律层面上得以确立，并强制要求联邦机构根据部门使命呈报战略规划、编制年度绩效计划、提交绩效报告。绩效预算改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，使其不会因为行政首脑的换届而停滞。法国于2001年颁布了新“财政组织法”，提出了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模式，并规定从2006年开始全面实施。

第二，更加注重政府成本会计改革。

对成本的精确核算是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的前提。收付实现制会计并不能准确计量政府活动的成本，政府会计改革的滞后是传统绩效预算失败的重要原因。在推进新绩效预算改革中，大部分国家进行了与之配套的政府会计改革，将权责发生制原则引入政府会计。因为权责发生制会计更为关注成本分摊和资源的使用，由此可以得到应用于绩效预算的信息。

第三，促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。

传统绩效预算提供的绩效信息主要是单位成本和工作量分析，政府各机构倾向于使用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进行绩效评估。产出是定量指标，并不能说明政府活动（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）的影响是好还是坏，并且受技术的限制，产出指标和成果指标不能得到很好的测量。而新绩效预算更重视结果，强调以结果为导向，反映了政府机构对目标的完成情况，说明了政府活动产生的各种影响。

指标的设计是绩效评估的重点。澳大利亚以绩效管理循环（performance management cycle）和绩效改善循环（performance improvement cycle）为基础框架，将目标和产出框架、战略规划和平衡计分卡结合起来，其中指标设计方面分为结果指标、产出指标和管理项目指标三类。波兰财政部在咨询了预算领域的专家后，建立绩效指标库以提升绩效指标的质量。荷兰强调其绩效指标的有用性和有效性，更为注重那些对外部问责性有用或者能确定资金分配水平的指标。此外，绩效指标必须得到各部门的认可，这样才能降低绩效预算的执行难度。在英国的绩效预算改革中，绩效目标、评价指标都是以部门为主来推进的，财政部等预算管理机构进行指导，并向其他绩效管理者、技术专家等征求意见。

尽管新绩效预算有不少的优势，但在实践中也面临新的挑战，即：绩效信息对预算决策的影响依旧有限。

将绩效信息与预算决策联系起来是OECD对新绩效预算模式的定义，各国在实践中也致力于将两者挂钩。然而，尽管近些年绩效信息日益增多，但对预算分配决策的影响依旧是有限的。绩效信息与资金分配并不存在自动的或公平的挂钩方式。如果一个项目的绩效不好，我们是应该因为这个项目浪费资金而将其预算削减呢，还是需要加大资金投入使其更好呢？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。由于存在许多情况，讨论出一种将绩效与预算决策联系在一起的机械的方式，往往是非常困难的。法国就曾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：警方和军方使用同一指标——筛选司机酒驾的比例，来说明道路安全问题：警方以高比例来说明其控制是有效的，而军方则以低比例说明其预防是有效的。在这一案例中，道路安全项目若以这一绩效指标来衡量，并由此决定项目资金的拨付，似乎并不可靠。

此外，许多项目存在多重目标，而单一维度的项目评分或绩效评级有时会误导政策制定者。较低的评分结果可能会导致预算的缩减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引导决策者取消该项目。但如果这个项目是很重要的，较低的评估结果其实意味着需要在该项目上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、技术支持以及高效的管理。绩效信息和预算决策未必存在强烈的因果关系，如果仅以绩效评价结果来决定预算分配，似乎也并不科学。